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工业化的热潮。新中国自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那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之时，迎来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记得当时有一幅风靡全国的宣传画“把青春献给祖国”，画中刻画了两位严冬季节在野外作业的女勘探队员，她们的脚下是奔腾的江河，身后是巍峨的群山。这幅画绘就了我们这一代人，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远大情怀。

1955年夏天，我们高中毕业，那时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 深入人心。当时在苏联，世界最大的两座水电站古比雪夫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正在建设中。我国的水电建设方兴未艾，而长江三峡的水电站工程更是我国从事水利水电建设几代人的梦想。我们是多么向往参与到这样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中去啊！

也正是在这一年，清华大学水利系首次设立了“水力动力装置”专业，我们动01班31位同学就是怀抱着这样的青春梦想，全部以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大学动力类、并进入水力动力装置专业。后来又转来两位同学共33人。

我们如愿以偿地开始了大学生活。

在向往已久、美丽的清华园里，老师们孜孜不倦的教诲，给我们打下了深厚、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基础，党团组织的精心培育，使我们懂得了要又红又专；蒋南翔老校长提出“至少要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的口号使我们养成了锻炼的习惯、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老一辈的清华学子追求理想、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和熏陶了我们，成了我们做人做事的精神支柱。1961年的1月（由于参加密云水库设计及生产劳动，学制延长了半年）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要毕业了，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党号召我们“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班里绝大多数同学在毕业分配表上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志愿不少人填报的是分配方案中的内蒙、宁夏、贵州、黑龙江等边远省份。同学们都愉快地服从了分配，告别了老师，告别了生活五年半的清华园，意气风发地走上了人生的新征程。

1957年5月，动01班团日活动留念

孙亦麟同学被分配到地处辽宁省的桓仁水电站工作。由于经济困难，工程下马，他被调到辽宁发电厂。那里有十三台汽轮发电机组和两台水轮发电机组（大伙房水电站）。于是孙亦麟就被派去和工人师父一起干活，维修这十几台机组。前后一共干了十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才在1980年被“借调”到东北电业管理局。经过机构的几次调整，最后担任东电水电处生产技术科科长，全面负责水电管理工作。参与东北地区鸭绿江、松花江、浑河等流域上大、中型水电站的规划、设计审查；参与水电站建成后的启动验收与试运行；统筹局属水电站机电设备的生产运行、维修与技术改造……总之，无论是老的丰满、云峰水电站，还是新建的白山、桓仁、太平哨等水电站的有关生产、运行、检修工作都归他们管理。他说自己“走南闯北”“很忙”。说起几十年的经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是三中全会的受益者”。

同样被分配到东北电管局的还有郝述唐同学。他于1979年调到东北电管局所属的朝阳电力修造厂。1983年起担任厂长，组织领导企业整顿工作。针对以修配为主，既无定型产品又无主导产品难以为继的情况，经与上级协调，确定了以改造和制造大型电力变压器为经营方针，实现了工厂经营转型。为此逐步完成了制造装备配套、超高压试验装置的完善化管理体系。生产能力大为提高，名列国内三大变压器厂之后的第四位。

为了帮助解决大型电力变压器运到厂里检修运输困难的问题，郝述唐组织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下到现场就地施工，克服诸多困难，顺利完成任务。

1993年电业局成立科技开发公司，郝述唐担任副总经理。他们开展了“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并赴多地推广应用。

郝述唐同学一路走来，从克艰立业到艰苦创业，他无怨无悔，矢志不渝。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加，许多水电站工程也得到上马建设的好时机。

1995年校庆，部分动01班同学合影。左起：郝述唐、仲崇恕、常兆堂、张兆琪（前）、刘冀生（后）、吕世磐、翁耿光、陈通谟

李明松同学毕业时被分配到西北水电勘测设计院工作，先后在西北院机电处担任过书记、处长和总工程师的职务，还参加了黄河上游龙羊峡、拉西瓦、尼那、李家峡、公伯峡、小峡、大峡、乌金峡和黑山峡水电站的机电设计。这些电站中除黑山峡外，其它均已建成发电。退休后他又到长江三峡水电站担任监理工作。他的经历正如我们水利系的系歌《水利建设者之歌》所写：“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前面是滚滚的江水，身后是灯火辉煌……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

关仁卿同学于1984年调入当年水电部下属的水利电力对外公司。由于对外开放国策的实施，对外公司的业务由过去的单纯对国外进行经济援助发展到参与国际性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从而能承包国外水利电力工程。关仁卿调入公司后，于1986年被派往公司驻伊拉克经理部任经理。那时，中水电公司在伊拉克有管理人员、工程师、技术工人等近千人的队伍，进行的工程项目如：底格里斯河上堆石坝的修复（因伊朗飞机轰炸而被破坏），幼发拉底河上灌溉水闸的土建及设备安装，摩索尔大型水利工程的蓄能机组安装等十多项。而当时正值两伊战争期间，全体人员冒着伊朗导弹袭击及飞机轰炸的风险，同心同德，顽强奋斗，按期保质完成了所承建的工程。关仁卿同学先后对40多个国家、地区的工程分别进行了考察，参与项目谈判、签约及工程的施工、运行、管理等工作。鉴于他在发展我国工程技术事业上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我们班的“老博士”是来自上海的朱柏松同学，毕业时被分配到贵州工学院（后改为贵州大学）。退休前他一直从事水利工程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退休后，他曾走出贵州到上海、深圳“打工”两年，看了看外面的“世界”，他的结论是，“我还是在贵州最能发挥作用”。于是他又回到了贵州大学。2007年清华大学金峰等教授去贵州做堆石混凝土筑坝技术试验研究，朱柏松受邀参加了该项试验研究。2018年贵州大学土建学院建立了堆石混凝土研究中心，82岁的朱柏松受聘为该中心主任。至今他们的研究成果已被收录入国际大坝委员会颁发的堆石混凝土坝技术公报中。现在朱柏松仍不服老，带领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在实验室忙碌着，或奔波在堆石混凝土的施工现场。问起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地投入工作，他说：“这是我国提出的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新坝型，为它的成功尽力，这很有意义”。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建设现代化强国对人才有了新的需求，我们班也有同学离开了所学、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但是他们为祖国奉献、自强不息的精神没有变，他们在新的专业领域谱写着新的华章。

仲崇恕同学1962年被分配到哈尔滨电机厂大电机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了我国云峰、刘家峡、新安江、葛洲坝等大型水电站水轮机叶片强度试验研究以及叶片的模型应力试验分析和真机应力实测研究。1982年组织协调我国首台高水头水轮机水力试验台的建造和调试工作，1984年经有关部委组织的专家鉴定验收，认为“该试验台运行稳定，试验精度优于0.3%，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然而，正在仲崇恕在专业技术领域工作日趋成熟、将会取得更多研究成果之际，1985年党组织调他去做哈尔滨电机厂劳资处处长，负责全厂的劳动、人事、工资三项制度的改革工作。那是由于1985年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企业内部要实行劳动优化组合，职工竞争上岗等，这是国企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每项改革都牵涉到职工个人切身利益，稍有处理不当都会引起风波。仲崇恕同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服从组织分配去“啃硬骨头”。他无私无畏，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

刘冀生同学1984年从水利系调入我校经济管理学院。当时正值我国由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变，企业急需大量了解市场、会经营、懂管理的中高层管理干部。为了加快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他在院系领导下，为在我国建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终于在1990年获得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制度，并在清华等9所院校进行试点。

为了尽快掌握经济管理学科的理论，他向专家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厂长、车间主任学习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他“勇敢”地接下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讲课任务。这以后，他边讲边改进，将课程的名称改为“企业战略管理”，他成为国内最早开设这门课的教师之一，后来这门课也成为MBA学位的必修课。他共培养了152名硕士生，还有11名博士生，成为国内较著名的企业战略管理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刘冀生同学还为全国重点大、中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监事、独立董事以及民营企业高层管理干部主讲“企业战略管理”。他还为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中国牧工商集团等26家国营大、中型企业提供管理咨询，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企业给予了高度评价。30多年来（退休后还在工作）为企业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型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

在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的科技大军中，也有我们班在中科院力学所工作的唐泽眉同学。

20世纪90年代初，载人航天任务启动，中科院承担了国家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的研究任务。力学所开始进行微重力（它的量级是地面重力的负4次方，出现在空间飞行器如卫星、空间站、飞船……中）环境下流体流动和传热规律的研究，为航天器在空间的利用和流体管理提供根据。唐泽眉在2002年担任微重力流体物理理论组组长，承担液桥的数值模拟研究工作（液桥是悬浮在空间跨接、连接两个固体表面间的一段液体）。从建立物理数学模型，开发三维不定常有限元数值程序，模拟结果的数据处理，到与试验进行对比。多年来，经过无数次的数值模拟、地面试验、空间搭载试验，她和她的团队耐得住寂寞，经得起一次次的失败，在全体成员和航天员的共同努力下，系统的液桥空间试验终于在2016年空间二号（它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空间试验室）取得成功。

唐泽眉2003年退休，2013年离岗。在她离岗时，天空二号的数值研究已完成，试验组也进行了地面试验，正研究进行空间试验。

2014年，中科院在“关于表彰载人航空工程应用系统和承担载人航空工程协作配套任务突出贡献和优秀个人的决定”中，唐泽眉获“优秀工作者”称号。说到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她很平静地说：“我正好在这个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已。我的体会是：我们国家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搞大协作的威力，每个人都在付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她说得对，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付出自己的努力。季顺得同学1963年因北京市缺乏中学教师，他从中科院电工所被借调到北京63中。这一“借调”就是30多年，季顺得在63中负责高三年级的数学，担任数学教学组组长。由于他教学成绩突出，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于1987年荣获“北京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的称号。

我们班的吕世磐是一位华侨同学，毕业后曾任教于贵州工学院（现为贵州大学）和浙江大学，1975年到香港后，经过与多人竞聘进入香港大学，担任工业中心工程训练主任。他不仅为香港大学工程训练系统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难得的是，吕世磐还促成了香港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合作。经过他与清华大学有关方面的协调，1994年与1995年他两次亲自带领三十多名香港大学学生到清华大学进行工程训练，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们自己办刊物讲述训练的实况，写体验文章、诗歌等，表达自己的心声，十分感人。在香港回归之前，建立起港大与清华的这种交流难能可贵，意义也是深远的。

我们在追求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总会遇到沟沟坎坎，当他们阻挡我们前进时，就要鼓起勇气，树立必胜的信念，以顽强的斗志跨过去。

我们班的张逢甲同学在上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大学没有念完就被送到艰苦的煤矿等地进行劳动改造，最后辗转到了新疆建设兵团。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就此消沉，他积极劳动，努力工作，平反以后，因为表现出色，党组织批准了他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他成为一名党员，退休前他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党校副校长。

我们班还有几位在国家部委、部属的水电设计院、国企和中科院的管理岗位上工作的同学，他们都兢兢业业，努力勤奋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

还有留在学校的同学们，他们分别在校、系的领导岗位上，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岗位上，为把清华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培养一代代清华学子贡献了力量。

最后要说的是，我班同学公认的杰出代表—陈通谟同学。毕业时他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毕业分配到内蒙电力局农电处工作。当时内蒙不仅是农村，就连许多县城都没有通电。牧民说：“没有电灯就像没有眼睛，听不到广播，就像没有耳朵”，他感受到了巨大的责任和沉重的压力。而责任和压力都转换成他几十年坚持奋斗的强大动力。

从最初的自带干粮、住蒙古包，到建成风光互补系统，再到踏遍内蒙草原寻找风场，找领导，找合作单位，和外商谈判、购买设备，建设大型风电场，还利用工作之余写论文、报告，探讨风电事业的发展和各种技术应用方面的问题。陈通谟同学不惧艰苦，不辞辛劳，淡泊名利，为了内蒙的广大牧民，为了内蒙和我国的风电事业贡献了他毕生精力。他是我们班同学的杰出代表，我们也以《陈通谟：内蒙古风电事业的拓荒牛》为题，编写了报道他事迹的文章。

2020年9月，动01班毕业60周年云聚会合影

2020年是我们毕业60周年，我们相聚在微信群。当在手机上晒出了老照片时，我们看到了大学时代风华正茂的一群年轻人。当同学们谈起毕业后60年的经历时都感慨万分。这60年，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也享受到温暖的阳光，始终和祖国共命运。而国家发展的前进步伐也在我们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我们感恩国家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为我们搭建了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我们得以尽情地施展才华，发出光和热；而我们也为搭建这个大舞台添了砖、加了瓦，实现了我们的青春梦想。我们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在母校建校11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祝愿母校在新的百年再创辉煌。